三、纠结和妥协 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之所以能在北周官制的基础上顽强地存留下来，与隋朝初期复杂的政治局势密不可分。 隋文帝杨坚夺权建立新朝时，并没有建立全新的政治体系，反而是在原北周统治集团的基础上，重新安排和使用了大量北周旧有的官员。虽然这些人换了旗帜，弃宇文家投杨家，但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根基，仍然强大无比。在这种情况下，皇权的转移必须考虑到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不能一味抛开他们的利益。就这样，妥协和让步成为了隋文帝的常态。 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北周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势力错综复杂，彼此依赖，隋朝新政权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存在，并在政治决策中顾及他们的利益。隋文帝虽然名为天子，但在面对这些前朝勋臣时，也常常显得稍微有些包容和让步。 比如，原北周大司徒王谊，他是北周武帝时期崛起的军事贵族，曾在周武帝平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由于性格刚正直言，王谊在北周宣帝时遭遇了排挤。直到三方之乱爆发，王谊出任军队指挥，凭借实际行动坚定地站在杨坚一边，得到了杨坚的信任，并通过婚姻拉近了与杨家的关系——隋文帝将第五女嫁给了王谊的儿子。 隋文帝即位后，太常卿苏威曾建议削减对勋臣们的土地赏赐，减轻百姓负担。但王谊坚决反对，认为这会打击勋贵的积极性。隋文帝虽然心知肚明勋贵对土地的占有过多，造成了百姓沉重负担，但他也知道，若在此时做出过多改革，必定会激怒那些有权有势的勋臣，甚至可能引发他们的集体反抗。所以，他选择了妥协。 后来的某次，隋文帝巡幸岐州，王谊再度劝谏，提醒天子不要轻易行动。文帝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虽然这句话是一种警告和提醒，背后却透露出隋文帝对于旧有体系的安抚心态。这种心态也正是隋朝官制在融合诸国制度成果时产生的一个显著特征。皇帝换了姓，政权交替了，但治理体系中的老一套规则和框架，依然没有轻易被推翻。 比如，在借鉴北齐和南朝的中书、门下制度时，如果完全照搬齐制和陈制，开云原有的六官体系势必会受到抑制。中书省作为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机构，若完全掌握权力，尚书省的职能就会大大削弱。对于北周旧臣而言，这种权力的割裂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隋文帝的开皇定制其实是在夹缝中进行的一种妥协。一方面，他需要与过时、繁杂的旧制度告别；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照顾到关陇集团的利益和惯性。于是，尚书省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逐渐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这一矛盾和妥协的产物。 然而，尚书省的权力过大，终究无法避免重新出现独相的现象。因此，隋朝时期，皇帝在任命尚书令时，总是显得格外谨慎。大多数情况下，尚书令这一职务并未被任命，取而代之的是副长官——尚书左右仆射来行使职权。即便如此，尚书省中的尚书仆射，依然拥有过于强大的权力。隋文帝曾多次试图抑制这一局面，防止其失控。 以杨素为例，隋文帝曾因其在尚书右仆射的职务上权力过大、威望过高，特意提醒他：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这表面上看似对杨素的关怀，实则是在压制他的权力。隋文帝末年，杨素甚至一度连尚书省的事务都不得过问。 至于后来杨素因帮助杨广夺取储位而被任命为尚书令，那完全是炀帝为了政治利益所作出的交换。杨素此时虽身居高位，但心中却始终惴惴不安。为了保全自己，他开始贪图财物，谋求产业，以求能获得更多的政治安全。甚至招致了朝野舆论的鄙视，表面上看是自污，其实是为自保之计。 开皇定制，尽管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但它依然推动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官制建设的进步。虽然三省六部的分工和官级设置直到唐朝才得到真正的完善，但它初步实现了宰相权力的分化。隋朝时期，纳言、内史令和尚书令仆共同承担宰相职务，彼此之间互相制约，避免了一个人兼任决策和执行大权的局面，也消除了独相对皇权的威胁，为隋朝皇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然而，由于隋文帝在改革过程中过于纠结，三省六部制的建立和实施，仍然存在诸多隐忧，最终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成了隋朝灭亡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