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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军队一旦占领一座城市，往往都会例行进行抢掠，这种行为被称为夯市。宋太祖在发动兵变、建立宋朝时，决定禁止军队对百姓进行抢劫，以此来争取首都开封人民的支持。然而，五代以来积习根深蒂固，这种行为并非一纸命令就能彻底根除。即便在宋朝初期的战争中，抢掠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乾德元年（963年），宋朝征服荆南和湖南的割据政权时，军队的抢劫行为依然时有发生。李处耘，时任枢密副使，负责监督军纪，是宋太祖的心腹之一。面对这种现象，他决定采取行动制止。然而，李处耘的整顿工作与南征军主帅慕容延钊发生了矛盾。宋太祖并没有支持李处耘，而是将他贬职为地方官，而慕容延钊则被晋升。南征军的将士们，掠夺当地百姓的财物遣吏分送其家，即使宋太祖下令禁止抢劫，军队的积习却依然难以改变。李处耘所作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 次年，宋军西征后蜀时，宋太祖再次颁布了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违者以军法从事的诏令。然而，尽管此令一度明确约束军队行为，但军队内部的作风依然无法改变。只有少数军队在主帅的约束下有所收敛。宋太祖对主帅王全斌等人所提出的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真钱三公app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表现出较大的宽容，给予主将们在执行政策上的较大灵活性。在宋军攻占后蜀期间，东路军的主将刘光义每占一城，都会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抢掠现象。

然而，东路军的军纪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尽管曹彬及时制止了部分军官的抢劫行为，但同样是攻占后蜀的北路军，在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主帅的带领下，军纪极其松散。将军们纵容下属抢掠，宴饮不止，甚至连女儿和财物也不放过。这种情况表明，宋朝在征服其他割据政权时，尽管有部分指挥官努力控制局面，但整体的军纪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在攻占后蜀期间，开云app直到新任成都知府吕余庆到任后，严厉禁止抢劫，才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吕余庆的严格管理下，抢劫者一经抓获就会被斩首，成都的治安才有所好转。宋太祖在征平诸国时，基本政策是收其府藏，即征服的国家和地区所有财物都归宋朝所有，征服后的地方官员，不论是否继续担任职务，也不被重用。即使是旧政权的官员，如果留任原职，也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不会得到实际权力。

宋朝平定荆湖地区后，实施了通判制度，即设立监督官员对这些地区进行管理。可是，川蜀地区的复杂情况，使得宋朝采取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政策。首先，宋朝决定将后蜀的高级官员召到京城，安排新的职务。这种做法原本适用于平定其他政权后的常规措施，但在后蜀，这一政策却变得尤为重要。其次，宋朝还特别规定诏发蜀兵赴阙，即要求后蜀的军队也要前往京城。这两项措施，显然是想彻底断绝后蜀可能再度崛起的根基，铲除其政治和军事基础。然而，正是这两项看似合理的措施，却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抗。 其中，王全斌对蜀地的征服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宋朝的高压政策，后蜀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甚至爆发了全军的兵变。宋太祖的初衷或许是要遏制蜀地形成新的割据政权，但其所采取的过于强硬的手段，反而激化了各方矛盾，直接导致了全师雄的反抗。 宋太祖不仅通过这些措施减少外籍官员在蜀地形成割据势力的可能性，而且从长远来看，宋朝也为预防蜀地割据政权的复发，设立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政策。尤其是在后来的宋太宗时期，这些措施不仅得以延续，甚至更加严密，显示了宋朝对四川地区的高度警惕和控制。 通过这些不同的策略和措施，宋朝成功地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割据政权的复兴，逐渐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然而，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复杂性，也使得这些措施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宋朝在治理边疆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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